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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9 04:53 来源:39健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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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者:光荣与道路

2018-10-19 08:57 作者:谢九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言,实现国强只能算是完成了第一步,只有实现民富才是真正全面复兴。
为进一步提升泉州青年志愿服务广度、深度和专业素养,为志愿服务创造良好平台,当天,团泉州市委还举办了“志愿中国”信息系统培训会,并联合清源山风景区管委会等、泉州动车站等单位联合成立了4个“青年志愿服务基地”。

18世纪末,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马戛尔尼访华,希望清政府开放天津、宁波等几个近海城市发展中英贸易,以及在北京和伦敦互设使馆。乾隆皇帝在给乔治三世的信函中表示:“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总而言之就是,我大清什么也不缺,没兴趣和你们做买卖。以清朝当时的国力来看,乾隆确有骄傲的资本。按后世经济学家的推算,当时清朝的经济总量占全球比例大概1/3。这是什么概念呢?今天的美国占全球GDP的比重大概是1/4,也就是说,仅从经济总量来看,当时清朝在全球的地位比今天的美国还高。而当时的英国虽然已经成为西方的第一大帝国,而且已经将中国的邻国印度纳入殖民版图,但从经济总量来看,乾隆时期的清朝大概7倍于当时的英国,也超过了当时的整个欧洲。

不过,乾隆盛世的巅峰,其实已经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后的余晖。仅仅几十年之后,在工业革命滋养下成长的西方列强,很快就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政府的大门,外强中干的清朝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败。到1911年清朝灭亡时,其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已经从巅峰时期的1/3下降至不到9%。

不过,封建帝制的落幕,并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好运。民国以来,战火连连加之国民党的统治无能,使得中国经济实力继续萎缩,到共和国成立时,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下降到只有4.6%。

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经济终于止住了持续萎缩的势头。虽然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等事件,但在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催动下,中国经济还是开始实现了恢复性增长。从1952到1978年,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了两倍,如果以鸦片战争为起点来看,这大概是100多年来中华民族难得的一段经济增长期。到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大概回升到5%。

苏联的经济模式虽然短期内帮助中国经济实现了恢复性增长,但是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也很快显现出来。20世纪50年代中期,不仅知识界对这种模式提出了批评,毛泽东本人也对此有深刻反思,认为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病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1956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重点讨论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等。

以此为开端,中国在1958年开始了第一次经济改革,改革的主要重点是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但由于向地方政府放权并不等同于向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放权,并没有触及计划经济的本质,加之“大跃进”也几乎同时拉开了序幕,中国的第一次经济改革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中国重新回归计划经济。

毛泽东逝世两年之后,中国再次开启了新一轮经济改革的尝试。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国浩浩荡荡的改革开放由此启航。

现在来看,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无数惊人的成就,但是重回历史现场,改革开放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由于改革开放并没有现成的蓝本可作参照,加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意识形态之争,改革开放在很长时间里仍是摸着石头过河。

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会议认为:“毛泽东同志1956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路线,是建立在《论十大关系》之上的,改革的重点也还是以下放权力为核心。不过,和1958年毛泽东主导的经济改革不同的是,当时的分权主要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而1978年的这一轮改革,主要是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表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很快就提高了企业的积极性,但是负面效应也很快显现出来,由于当时仍处计划经济时代,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形成,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并不能形成资源的优化配置,反而引发了很多矛盾。由于企业可以自己保留利润,政府的税收减少,财政赤字和通胀水平双双上升。这一轮以国企放权让利的改革逐渐销声匿迹,改革开始重新寻找新的方向。

尽管政府主导的这一轮改革并不成功,但幸运的是,改革的活力还是在其他地方萌芽并且茁壮生长,农村成为当时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农民对包产到户的积极探索,让政府重新看到了农村经济复苏的希望。1980年,中央正式批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紧随其后,乡镇企业也开始蓬勃兴起,在国企改革陷入困境时,乡镇企业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也为日后中国民营经济的兴起埋下了种子。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表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很多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头几年的各种经验和教训之后,中国对于改革开放的方向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改革的重点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更重要的是,这次会议首次确认了商品经济的地位。“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正式确认商品经济的地位,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座里程碑。邓小平对于十二届三中全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全会结束的第二天,邓小平表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此后,中国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虽然仍有争论,但总体上仍是朝着市场经济的大方向前进。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在20世纪末建立起新的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之初的活力主要在农村绽放,随着思想解放的力度越来越大,对改革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改革的活力开始在更大范围内释放出来。经济特区的建立,使得中国经济重新打开国门,热情拥抱外国资本,而在本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使得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都带来了深刻改变。

放在历史的坐标下,引入外资和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在封闭了数百年之后,开始重新打开国门拥抱世界。从古代历史来看,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其实一直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国度,和外界保持着积极正面的交往,汉朝时期就开辟了“丝绸之路”,和中亚各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贸易,唐朝之后,对外贸易的重点转向海上,宋元时期也继续延续了海外贸易的繁荣,广州、厦门、泉州等著名港口城市的兴起,就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最好的例证。到了明朝,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成就了中国古代历史海上力量的巅峰,但也就此成为绝唱,明朝的统治者开始推行海禁,对于海外贸易毫无兴趣,重新回归到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中国海上力量的主动收缩,也为后来欧洲国家的海上探险留出了广阔的舞台,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等海上霸主相继崛起,最终在19世纪来到中国海岸,轰开了清朝的大门。

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结束了数百年的闭关锁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而仅仅用了40年的时间,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78到2017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5%,从总量上看,中国的GDP实现了34倍的增长,占全球经济的比例跃升至15%,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从巅峰跌入谷底,民族复兴成为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梦想。从孙中山率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到《十九大报告》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复兴之梦贯穿了中华民族100多年的历史。在经过了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华民族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复兴之梦。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曾经在1000多年的历史里保持着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如果将恢复全球头号经济体视为民族复兴的重要部分,今天的中国离这一梦想已经并不遥远。2017年中国的GDP大约为12万亿美元,美国约为19万亿美元,假设中国的GDP增速比美国每年高出3%,大约15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可以超过美国,这个时间点大致对应着2032年,假设中国的GDP增速比美国每年高出2%,大约需要23年,这个时间点大致对应着2040年。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未来20年中国经济不出现大的波动,将很有可能重新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这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一刻。《十九大报告》其实也暗含了这样的愿景:“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

不过,经济总量重回全球第一,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已经完成了复兴之路。经济总量只是意味着国强,在我国大规模的人口基数之上,国强并不完全意味着民富,只有国强民富两大目标双双实现,才算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国的经济总量虽然已经高居全球第二,但人均GDP的排名并不乐观,去年的人均GDP将近9000美元,虽然已经跻身中上收入国家水平,但在全球排名只在70位左右,远远不能和中国经济总量的地位相匹配,也不能和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的辉煌相比。

今天我们谈论中华民族的复兴,总是难免会提及历史上曾经的中华盛世。如果从人均GDP这个指标来看,按照经济学家的测算,在公元1世纪初,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西欧的人均GDP高于中国,当时大概对应着汉朝。但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中国的人均GDP长期领先于西欧,尤其是唐宋时期的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繁荣。如果将人均GDP理解为民富的指标,这也就意味着,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人民也一直是这个星球上最富足的人民,而今天我们的生活水平还只能勉强跻身全球中上水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复兴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言,实现国强只能算是完成了第一步,只有实现民富才是真正全面复兴。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国强固然重要,但如果只有国强而没有民富,国强的地位也很难长期维持。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来看,清朝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国强民不富的时代,而这种国强民不富的结构导致清朝只是外强中干,对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毫无还手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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